中国书法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注重书法家的品格修养，品格高，德性好，其书法作品自然受人喜爱反之，则会受到历代老百姓的批评甚至唾弃。所以，书法艺术不仅与人的文化修养有关系，而且与人的品格修养紧密相连，和人的读书、处世、为人和修身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古代书法艺术审美和品评，十分重视书法家的“品格”，古代书论中有许多关于书法家“品格”的论述，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中国书法与“品格修养”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四点：其一，传统书法的审美和品评是以书法家的人品作为评判的基本标准其二，古代强调学书立品的重要，要求书法家“品高”，只有“品高”，作品才会有“清刚雅正”之气其三，“品格”是指书法家的全部内心世界在艺术作品中的反映其四，书法家的品格修养往往与读书、阅世有关其五，书法家的人格品行决定着书法境界的高低。

　　一、中国传统书法的审美和品评是以书法家的人品作为评判的基本标准，历来重视人品和书品，即所谓“书以人重”。

　　“书以人重”是古代书法家的一贯思想观念和评论准则。宋代书法家苏东坡说：“古人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书唐氏六家书后》)“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纳，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苏东坡认为评论书法作品，必须与其生平结合起来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他将书法与人品修养对应起来看，认为人品学养构成书家的立身之本。苏东坡的这种观点使书法家主体从对书法形式的依附中解放出来，而使“人”获得了独立存在的价值，从而成为古代文人书法的提倡者和积极实践者。黄庭坚更提倡书法和“道义”及“圣学”的关系，认为：“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一个书法家的书艺风格或超迈或流俗，归根结底取决于个人的品格修养。在黄庭坚的书论思想中，常用“俗人”与“不俗之人”来评判人品的高下。所以郝经评苏东坡的书法：“苏东坡以雄文大笔，极古今之变，以楷用隶，于是书法备及无余蕴矣。盖皆以人品为本，其书法即其心法也。”(《移诸生论书法书》)在这里，郝经认为书法作品皆以人品为本，书法即其心法也。由于书法艺术能“观其相，可识其心”，因此古人强调“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晋代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之所以流芳百世，始终被后人推为上品，尊为学习的楷模。原因就在于“右军人品高，故书入神品”。宋代书家蔡京，其书法在当时也较有影响，但是后世能知能见者甚少，原因是“其悍诞奸傀见于须眉”，故其书法作品不为人传。以上事实说明，传统书法的审美和品评是以书法家的人品作为评判的基本标准。正如明代项穆所言：“人品既殊，性情各异，笔势所运，邪正自形。所谓有诸中，必行诸外，观其相，可识其心。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余今曰：‘人正则书正。'”(《书法雅言?心相》)

　　二、中国古代书法强调“学书立品”的重要性，要求书法家“品高”，只有“品高”，书法作品才会有“清刚雅正”之气。

　　朱和羹云：“学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临池心解》)尽管书法家“人品既殊，性情各异”，但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品下，自有分别。古往今来，世人皆崇敬书品人品俱高的书法家，历朝历代的书法家也无不以此为标准，注重自身的品格修养。这一方面，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清刚雅正”之气为历代书法家所推重。颜真卿一生忠厚刚正，爱国卫家，曾与其兄颜呆卿首举义旗，合兵抵抗安禄山的叛乱。《祭侄稿》和《祭伯父稿》就是颜真卿为祭奠在安史之乱中被安禄山杀害的兄长颜呆卿和从侄颜季明的两件文稿，此两件草稿最能表现颜真卿高尚的人格力量，为历代书法家所重。作者以极其悲愤的心情迅笔疾书，寄满腔悲愤于笔墨之间，字里行间充满了爱和憎，既表现了深切悼念兄长和侄子的悲痛之感，又表现了对叛贼安禄山的愤恨之情，确是抒发真情实感，带有强烈时代特点的书法绝作。颜真卿晚年奉皇命劝喻叛将李希烈，李胁迫他出任伪职，颜真卿严词痛斥，遂遭缢死。颜真卿大义凛然的品格气节在其书法艺术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宋欧阳修说：“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又如张丑所言：“书一艺耳，苟非其人，虽工不足贵也，唯鲁公可以当之。”(《清河书画舫》)宋人岑宗旦论及颜真卿的书法时也说：“真卿淳谨，故厚重如周勃。”说明颜书的厚重即是他质朴敦厚的表现，含有刚正坚强的人格力量。

　　三、“品格”是指书法家的全部内心世界在艺术作品中的反映，具体是指书法家的人格、品行、胸襟和气度等。“书如其人”当是这种反映最精辟的概括。

　　清代书法家刘熙载有名言曰：“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艺概》)书法艺术反映的是一个人完整的内心世界，是其学识、才情和志向的综合反映，这就决定了书法创作不可能通过某种单一的活动去实现，而要求书法家把全部心灵都投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也正是由于书法家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之中。书法艺术与其他艺术相比，更能充分地、透彻地表现书法家的全人格。《玄秘塔碑》碑是唐代的著名碑刻，此碑笔力雄健，直画劲挺坚韧，曲画强弩待发，充分表现出一代书家刚正的性格特征和周密的处事作风，这不正是唐代风骨凌然的书家柳公权的人格造像吗?难怪当时唐穆宗诏见他时说：“朕尝于佛庙见卿笔迹，思之久矣!”这虽是恭词，但也充分体现出皇帝未见其人，先睹其书，便心存仰慕的心态。正如清代书法家傅山所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亦古。”陆维钊先生则强调学识和修养对提高书法家崇高理想和高尚人格的作用，他说：“写字，如仅从技巧上来说，的确可以说是‘小技'然而区区小技要能通乎于‘道'，体现书者的崇高理想和高尚的人格，非有很高的修养和广博的学识，是绝对办不到的。”(见《中国书法》第3辑)

　　日寇侵占华北时，书画家齐白石为了拒绝敌伪人员的纠缠，特地在大门上贴一张告白：“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崇高的民族气节跃然纸上。如潘天寿所言：“正气之人，落笔亦有正气。技巧好学，这股‘气'不好学。”(《与友人谈书法》)

　　四、书法家的品格修养往往与读书阅世有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笔下自然有“雅正之气”，心中自然有“中和之思”，清新雅逸，耐人寻味。

　　沈尹默先生说：“书学所关，不仅在临写、玩味二事，更重要的是读书、阅世。”(《书法论》)张式认为：(学书画)“当先修身。身修则心气和平，能应万物。未有心不和而能书画者。读书以养性，书画以养心，不读书而能臻绝品者，未之见也。(《画谭》)读书以养性，书画以养心，心气和平，则能应万物。最终是人的心性成就一位书画大家。沈道宽说：“多读书，则落笔自然秀韵多临古人佳翰，则体格神味自然古雅。而立品又居其要，伯英高逸，故萧疏闲淡。右军清通，故洒落风流。”(《八法筌蹄》)在这里沈道宽把读书和读书与临帖紧密地结合起来，正点到了书法学习和创作的要害之处，只有多读书，落笔自然“秀雅”，只有多临帖，格调自然“古雅”。所以他推重汉代书法家张芝的“萧疏闲淡”和东晋王羲之的“洒落风流”。苏惇元也认为：“书虽手中技艺，然为心画，观其书而其人之学行毕见，不可掩饰。故虽纸堆笔冢，逼似古人，而不读书则其气味不雅驯，不修行则其骨格不坚正，书虽工亦不足贵也。”(《论书浅谈》)苏惇元则将读书和修行结合起来谈，认为人的“学行”不可掩饰，只有多读书，其气味则“雅驯”，只有重修行，其骨格才“坚正”。

　　著名书法家、书法教育家陆维钊先生举例说明了道德学问和书法篆刻的关系，他说：“不能光埋头写字刻印，首先要紧的是道德学问，少了这个就立不住。古今没有无学问的大书家，我们浙江就有这个传统，从徐青藤、赵撝叔到近代诸家，他们的艺术造诣都是扎根于学问的基础之上的。……要淡于名利，追求名利就不能静心做学问。”(《书法》1981年第3期)陆维钊先生所推重的浙江的徐渭和赵之谦的确是书法史上书、画、印兼擅的大家。注重“读书治学”以此滋养“书画篆刻”而成为大家，陆维钊先生所列举的徐渭和赵之谦是具有代表性的。

　　五、书法家的人格品行决定着书法境界的高低。事实告诉我们，要使书法艺术作品格调高古，就必须培养自己高尚的人格，若为人不好，则书艺很难进入化境。

　　黄宾虹先生认为：“人品的高下，最能影响书画的技能。讲书画，不能不讲品格有了为人之道，才可以讲书画之道，直达向上以至于至善。”( 黄宾虹，见上海美学会《美学文集》)在黄宾虹先生看来，书画家的“人品”比“技能”更重要，人品的高下能直接影响到书画的技能。有的人学书画一生，却毫无成就，其主要原因不外是‘人品'和‘悟性'，所谓人品不高，修行不到，缺少悟性。黄秋园先生要求“书画家要有气质，要强调个性，不流于时俗，还须要有高深的学问。”(见1987年7月香港《文汇报》)有了高深学问的支撑，才会有独特的个性和高雅的气质，才可以免俗。所以黄宾虹先生认为：“游艺之事，必志道据德依仁。一代之中名作如林，其望重当时而传誉后世者，恒不数人。要惟道德文章，卓然有以自立，千古而下，方为不磨。”(《江南系之黄山派》)名重后世者，必“志道据德依仁”以“道德文章”为万世所仰，千古而下，方为不磨。

　　“一个甘于淡泊、心境清虚的人，方可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不受名利的诱惑而获得较高成就。”(沈子善《同季伏昆、冯仲华的谈话》)在当前市场经济冲击，书画界人心浮躁的大趋势下，能甘于淡泊，心境清虚实在太少。我们不能不看到，当代书法繁荣背后所隐藏的危机，即缺少文化的支撑。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书法发展的突出特点是“群众运动”的伟大胜利，即大范围和大面积群众的广泛参与，有资料统计，参加书法学习和活动的人口约在一亿人左右。但表面的繁荣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存在。“现实的中国书法界似乎陶醉在一片‘胜利'中。这倒是中国书法文化视角的现代症。现代书坛的内怯与虚弱，……相信每一位真正热爱和关注中国书法命运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书法研究》1993年第5期)这里梅墨生先生所说的“内怯与虚弱”，正是当代书法界所存在的严重文化缺乏症。看来当代中青年书画家不读书，不讲品格修养实在是不行了。